答井上靖先生,郁荫生小说

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象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 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憩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话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DreamsofRed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之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直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这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状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1940年6月1日、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拜读了先生的来信,充满友情的语言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在病中写字困难,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写出我心里的话来。

  您谈到我们几次见面的情况。我得承认,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会见,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谒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积雪未化,我们在楼上您的书房里,畅谈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我捧着几册您的大作告辞出门,友情使我忘记了春寒,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谊的开始。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我们访问贵国到处遇见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前进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处处有援助的手伸向我们。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连三年我怀着求友的心东渡访问,我总是满载而归,我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我曾经和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谈,说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访问结束,离开东京的前夕,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联欢,席上大家交谈半个多月的活动和相处的情况,感情激动地谈起中日人民友谊的美好前景,不仅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泪,连我、连比我年长的谢冰心女士,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的灾难。

  关于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有难忘的惨痛经验。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读过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大师六次航海、十二年东渡成功的情景经常在眼前出现。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们谦虚,不轻易吐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但倘使什么人或什么事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交出个人的一切,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先生来信中提到“文革”期间十一年的消息隔绝,但我在前面说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谊里仍然包含着这十一年,因为我在“牛棚”内受尽折磨、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经常回忆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坦率交谈的情景,在严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听说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可以说,就是在我给剥夺了同你们会见的权利时,我同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曾中断。而且我们的友谊正是在重重的困难和阻力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两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友谊发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树木正在开花结果。但是破坏友谊的阻力始终存在,军国主义的逆流一直在翻腾。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感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我至今心有余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门拜望的时候,我还带着熬心断肠的痛苦回忆。我是“身经百炸”的一个幸存者,在东京豪华的旅馆里,我还做过血肉横飞的噩梦。我听石川达三先生谈过他一边流泪一边写《活着的兵》的情景;小说中日本兵杀害中国老百姓的残酷场面,我今天还不能忘记。芹泽光治良先生在山东济南目睹中国青年们被日军绑赴刑场。中岛健藏先生在新加坡看见日军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我和日本的作家含着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我们知道我们友好正是为了不让过去的惨剧重演。

  二十一年过去了。在两国人民兴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把“侵略”改为“进入”,可能还有人想再次“进入”中国。日本军人“进入”中国不止一次,三十年代那一次的“进入”就造成了一千万以上中国人的死亡,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一九八○年我访问广岛和长崎,在慰灵碑前献了花。石阶上遗留的人影,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蘑菇云,火海,黑雨……我脑子里装满了这一类的资料。在广岛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在广岛和长崎,我都看见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的城市和美丽的花园。鲜花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儿童送来种植的。它们是人民友谊的象征。和平的力量战胜了战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在我国杭州西湖风景区,我看见日本岐阜县立的纪念碑。岐阜县人民说:“日中不再战!”中国人民说:“中日友好!”日本人民说:“日中友好!”我们要用更加响亮的呼声来迎接邦交正常化的节日,让那些妄想“进入”别国的野心家死了心吧,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先生,写到这里,意犹未尽,但是篇幅有限,我应该搁笔了。我相信以先生为会长的日本笔会筹备召开的一九八四年东京国际笔会,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关于国际笔会,我认为可做的事情很多。国际笔会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 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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